第四百二十章
第四百二十章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博古又写了《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的社论，提出“党报的记者是党的耳目喉舌”，为此“要用党的立场党的观点去分析问题”，“不仅反映现实，还要指导现实”，“还要有记者的品质”等等，这些话在延安是黄莺第一声，现在重读也极耐人寻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博古又写了社论《从五个W说起》，这是讲解新闻写作的五个要素的经典著作，讲述了新闻写作的基本知识。
在博古领导下，党的新闻出版大军学马列、勤读书、钻研业务的好风尚在他以身作则的带动下逐步形成。报社与新华社的干部，在建国后都在中央与省、市、区担任宣传与新闻战线的领导工作，穆青、吴冷西、李锐、郁文、赵守一、林默涵、刘祖chūn、缪海棱、王揖、杨永直、高扬文、周立bō、陈学昭、白朗、黄cào良、吴文焘、陈适五、陈企霞、冯牧等都是报社与新华社的编辑与记者，报社、新华社是延安出干部最多的机关之一。
博古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家、理论家,中国**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博古少年时家境清贫。其父不得不将城中耆英里的祖遗老宅卖掉，租借族人秦琢如家宅居住。秦宅宽敞，始建于清光绪末年。秦邦宪家租住的是其家宅第三进三间平屋，面积为八十九平方米，石库墙门后背装饰有砖刻“进德修业”四字。同年，其父病逝，家庭经济更加困难。秦邦宪和弟邦礼、妹邦范，在母亲朱氏抚育下生活、读书。自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零年，秦邦宪在此居住了四、五年，先后就读于秦氏公学、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附小。随后，秦邦宪赴苏州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大学读书。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干事。一九二六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零年五月回国，先后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上海工联宣传部工作，编辑《劳动报》、《工人小报》。一九三一年一月任中国**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四月改任青年团中央书记。九月，**临时中央在上海组成，他是主要负责人。一九三三年初进入中央**根据地，五月增补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国**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担任中国**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职务期间，积极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时，他和李德在作战指导下实行了一系列错误原则，致使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曾经发出“不让敌人侵占寸土”、“胜利或死亡”的口号。主张是学习苏联先占据城市，而不考虑中国基本国情和中国**当时情况。）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被取消**中央总负责人职务，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十月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任苏维埃中央政fǔ西北办事处主席。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作为**中央代表到西安，协助周恩来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一九三七年一月新华通讯社建立，被任命为第一任社长。不久任**中央组织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驻南京代表，前往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参加国共谈判。一九三八年任**中央长江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后来长江局撤销，成立南方局，任**中央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一九四零年底返回延安，继续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一九四一年创办《解放日报》，任社长，为党的新闻事业和解放区新闻机构的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延安整风期间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自己过去的错误诚恳地作了自我检查。一九四五年六月，当选为七大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二月作为**代表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业协会议宪章审议小组的工作。同年四月八日，从重庆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同机的遇难者还包括王若飞、叶tǐng、邓发。
生前译有《苏联**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等等，为在全党范围内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作了重要贡献。
一九三一年九月-一九三五年一月，秦邦宪为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央工作。博古在六届四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深受王明路线影响，负责上海临时中央的领导。一九三三年初迁到瑞金，对中央苏区的影响更大。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因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的指挥，使红军伤亡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博古在遵义会议后虽然失去了最高统帅地位，但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红四方面军较量的干将，在涉及中央红军内部利益时，他站在***一边。
博古和周恩来、叶剑英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因此，他们被中央派遣去南京参与国共合作的谈判，并取得成功。博古在新四军组建初期也有功劳。
博古是**长江局成员，参与领导了武汉会战期间的抗日宣传。
博古回到延安后，领导创办了《解放日报》，这是中央机关报。
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由重庆飞延安，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一九零七年诞生，担任过中国**的临时政治局总负责人，担任过党中央的书记，长期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与王若飞、邓发、叶tǐng等十多位同志和先生从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在西安停机加油时，被国民党特务在机上放了炸弹，飞行途中又遇雨雾，飞机mí失方向，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爆炸，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被党中央称为“四八烈士”，那时博古年仅三十九岁。
但是，要真实而完整地说清楚博古的历史，还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对于**所作的贡献，书刊与媒体介绍的甚少，如在中央苏区4四次反“围剿”，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上前线打仗，又作了这四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这重大的史实在今年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一书中才首次披lù。
一九三一年，博古二十三岁时，在上海任**青年团书记。这时党中央遭到破坏，在上海剩下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足半数。这时党中央决定，周恩来赴中央苏区，王明赴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党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量，在上海成立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博古总负责。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共产国际批准上述任命。博古担任这个职务是临危受命，服从分配，并且合法的。延安整风时，我们副刊部的同志曾向博古请问过这一情况。博古说，他当时曾再三提出他不是中央委员，负责党中央的工作，不合组织原则。他还提出自己太年轻，不懂军事，又不熟悉国情，担此重任不合适。但周恩来他们说，这是工作需要，只要共产国际同意就行。党的负责人原称书记，这时为什么称“总负责”呢？因为卢福坦曾想当书记，远东局不同意，而王明呢？想留着这个职务以后他担任。
“十月二十一日，中央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主持中央政fǔ工作”，“十月下旬，**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fǔ由***任主席”。这样，是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将***安排到政fǔ的最高岗位。
一九三四年一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的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与项英四人未经中委选举，但五中全会政治局常委（有时也称书记）的名单是经共产国际批准并有所增减的，手续不完备，但合法。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因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的指挥，使红军伤亡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这就是博古负总责的时期，这时期犯过路线错误。博古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检讨说：“我应向党所负的责任就在于执行了这个路线，而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在一九三五年元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召开的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了初步检讨，承认五次反“围剿”失败，撤出中央苏区，不能不开始长征。服从多数而错失其间，一九三三年冬福建省发生了抗日反蒋的事变，博古不赞成与福建合作，导致十九路军被镇压，第五次反围剿错失良机，他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
博古负总责时犯过路线错误，但在任用干部上做过好事，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以前，中央秘书长是由邓颖超担任的，她患肺结核辞职，十二月十八日后，改由邓*平接任，邓*平以此职务参加了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夏邓*平到部队，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改由刘英接任，这是许多相关的人都证实了的。其实，博古参加四次反“围剿”已经体会到发动农民进行游击战争的重要。他在总结四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时说：“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计划的配合红军作战。”当时我们如果“有一支像从前朱、máo、彭、黄的游击队伍，即你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
遵义会议，作出以下决定：
1．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2．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
3．常委再进行分工；
4．取消博古、李德与周恩来的军事领导三人小组，由朱德总司令与周恩来政委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心的负责人。
十八日，博古召集常委研究分工，确定周恩来指挥军事，***为周恩来的助手，张闻天负责宣传，博古负责组织。作为党中央的书记博古又让出许多权力。现在一般书籍上说遵义会议确立了***在党内与军内的领导地位，是仅指思想上说的，是阶段性的说法，没有组织决定。
遵义会议后，长征队伍路经打鼓新场时，成立***、周恩来与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团，这个三人团代替了以前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开始正式成为党的军事负责人。
遵义会议后，约半个月，博古在行军中沉默寡言，减食少睡。《遵义会议文献》中，“关于洛甫代替博古职务”的记载“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前后”，“行军到云、贵、川三省交界的jī鸣三省一带宿营时”，“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具体地说，这个jī鸣三省的宿营地是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huā房子村。我怎么能说出宿营的村名呢，是请教了博古的胞弟秦邦礼的儿子秦福铨的，他是听父亲和潘汉年说的。
此具体情况是二月五日上午，***与周恩来、张闻天商量，由张闻天代替博古的工作。当天下午，周恩来到博古处，一进门，周恩来就说：“邦宪弟，近来身体怎样？听说这些日子你饭量减少，人也瘦了，润之让我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博古说：“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周恩来就谈了他们想让洛甫接替博古的事。博古当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交给周恩来，并说明把文件担子挑到张闻天处。博古为了**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主动让出领导岗位，可见一位真正**者的坦dàngxiōng怀。我找不到具体的确切的张闻天代替博古的文件档案，这情况也是向秦福铨请教得来的。谈话最后周恩来将洛甫起草的，***、洛甫、周恩来与王稼祥都看过的《遵义会议决议》交给博古。博古说我看完就还给你，你叫潘汉年到我处来一下。
潘汉年精明能干，记忆力特强，读物过目不忘，能背诵电报密码，是王明赴莫斯科以前与博古约定的联络员。博古向潘汉年谈遵义会议的经过和与周恩来谈话的经过。博古又说交权不仅仅是交三颗印章和文件箱，还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还是交不出去。我们商量好，让你与陈云两个人去莫斯科报告，你俩分开走，不管谁先到，报告以你为主，陈云补充。二月七日张闻天通知潘汉年与陈云赴莫斯科，九日陈云出发，十日潘汉年也走。一九三五年九月中旬潘汉年与陈云向王明作了汇报。王明对博古交权表示遗憾，对张闻天上台还能接受。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为**中央临时总负责人。张闻天上台也符合组织手续。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秦邦宪与周恩来等人赶赴西安，促使了西安事变顺利和平解决。一九三七年一月，秦邦宪被任命为新华通讯社社长，一九四一年三月，秦邦宪任**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为建立一支新型的新闻队伍做了大量工作。
而另一位牺牲的邓发同志，也是当时延安的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一九一二年归庵书堂读书。一九一五年迁开平县水井墟古劳村。一九一六年返云浮，读sī塾。一九一七年夏东明小学chā班二年级。一九一九年转城西小学。参加“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辍学到广州在东区公安局做勤杂，西湖路公益祥旅店当茶房。冬到香港，太古船坞轮船上当厨工，参加海员工会和洋务工会。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后积极参加工会工作。
一九二五年六月省港大罢工时回广州。七月任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队长，罢工委员会宣传部宣传队小队长。一九二五年十月由苏兆征介绍入党，任支部组织干事，西业总工会常委兼**党支部书记。一九二六年七月入国民党，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北伐青年工作队队长，参加支援北代战争工作。一九二七年四月任**广东油业工会支部书记。后到香港。十一月回广州为广州起义准备工作。十二月十一日参加广州起义，任第五区副指挥兼五区工人赤卫队队长，五区暴动委员会委员。起义失败后按组织指示回到老家。
一九二八年chūn赴香港，任**太古船坞支部书记，香港市委组织部部长。秋任广东省委委员兼全国总工会南方代表，香港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冬任香港市委书记，广东省委职委书记。被捕，营救出狱。一九二九年任广州市委书记。不久任香港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委员兼香港市委书记。一九三零年chūn任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兼香港市委书记。夏任江西省委（白区）书记。组织被破坏后被捕，出狱之后返上海组织部工作。一九三零年九月任**六届三中中央委员。一九三零年二月到粤东大南山任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一年四月任苏区中央局委员。七月任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处处长。十一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fǔ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fǔ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一九三四年一月任**六届五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二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fǔ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fǔ主席团成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任中央红军军委二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一九三五年任中央军委纵队政委。九月任陕甘支队三纵队政委。十一月任中央政fǔ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一九三六年六月受**中央委托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一九三七年在苏联参加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并学习。一九三七年就月回国到新疆，任**驻新疆代表兼第十八集团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主持党的新疆工作。一九三九年秋回延安。一九四零年初任中央党校校长。一月兼《中国工人》月刊编辑委员。二月兼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工人宪政促进会筹备委员。一九四零年五月－一九四二年秋兼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一九四二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一九四三年三月兼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书记。一九四五年四月任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一九四五年四－六月参加**七大，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一九四五年九—十月为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成员，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任世界职工联合会理事会理事和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会后到英国参加英国**代表大会。一九四六年一月回国，到重庆协助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的工作。
邓发，原名元钊，一九零六年三月七日出生于广东省云浮县。父亲邓兴戚和母亲欧氏仅靠租种地主的几亩薄田过活，生活常常无以为继，只得间或做点小买卖支撑着贫困的家庭。由于家境贫寒，邓发只受过初小教育，十五岁时就随五哥邓芳外出广州、香港等地谋生，先后在旅店、轮船公司和外国轮船上当勤杂工。期间，他结识了常常来往于省港两地的工人领袖苏兆征。受苏兆征的影响，邓发逐步懂得了**的道理。从此，他就抱定志向，要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于是，他参加了海员工会和洋务工会。
一九二二年chūn，中国工人运动开始出现了第一次高cháo。当年一月，邓发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经过锻炼成为工人运动的活跃分子。一九二五年六月日，闻名世界的省港大罢工开始，邓发是这次大罢工的骨干分子。他被选入省港罢工委员会，并任工人纠察队队长，为罢工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同年十月，他加入中国**，继续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一九二六年夏，北伐开始，时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北伐青年工作队队长的邓发，协助陈延年、邓中夏、苏兆征等组织宣传队、运输队和救护队，追随北伐军出征中原，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一九二七年chūn，邓发返回广东，出任**广东油业总工会支部书记。经过长期**斗争的考验，他的**经验日益丰富，临危不luàn的品质为同志们称道。当年四月十五日，广州的反动派继蒋介石之后，对**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进行了大屠杀，反动军警到处搜捕邓发。他命令身边的同志马上转移，自己却在烧毁文件后，才从窗口逃走。当敌人遇到邓发时，只见他手上拿着画笔，正静静地为一个小孩画像，还以为他是位画家呢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邓发又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任第5区副指挥，指挥油业工人作战。起义军一度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权，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很快失败。这时，邓发主动要求率领工人赤卫队到广州长堤一带阻击敌人，掩护起义部队撤退，英勇顽强地同数十倍的敌人浴血奋战。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左右，在胜利完成阻击任务、赤卫队只剩下三个人后，邓发临危不luàn的素质再次表lù无遗：大家分头隐蔽，分散保存力量。随后，他跑到广州四牌楼牌坊巷五号，找到四叔公邓北水家里，敌人尾追很急。他一进屋就吩咐：“现在敌人四处搜查，不要怕，敌人还未看到我进来，只要镇定就没事。”他叫堂姑邓莲彩给了他一碗冷水喝了，把心定下来，又叫四叔婆找出几张旧药方纸，又把痰盂里的脏水倒了些到邓莲彩chuáng边，盖上一些炉灰，装成“病人”呕吐过的样子。接着，他自己就躺到邓莲彩的chuáng上装起病来。
当一切事情处理后，不到半小时，反动军警就搜查到了。几个端着枪的敌人，一进门就凶神恶煞地追问：有没有**进来？如果收藏了**就要立即杀头。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邓发十分镇定，装成病得很痛苦的样子。一个敌人想走近他的chuáng前用手mō他，当发现chuáng前一堆“病人”“呕吐”的脏物，加上看见这个“病人”不像装病，就立即用手捂住嘴赶快退出了房间。接着，他们说了几句“不准窝藏**”的话，就到别处搜查去了。到了傍晚，反动军队又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并到处杀人。为了安全起见，邓发的哥哥把他从牌坊巷五号转移到自己的家里。在这个时候要出门危险性很大。为了躲避敌人，邓发就叫哥哥赶紧回公安局“包膳食”的饭堂（当时他哥哥在省公安局包伙食）取来一盏印有公安局字样的大“风灯”，举着这盏大“风灯”，才顺利地转移。可是进屋不久，就听到隔壁敌人搜查的声音，邓发灵机一动：把那盏印有公安局字样的“风灯”挂到门头上，把大门打开，兄弟二人在门边站着，造成公安局的人正在屋里搜查的样子。就这样，敌人搜查到门前一看挂着“风灯”，以为已有公安局的人在屋里搜查，便跑到别的人家搜查去了。在危急关头，邓发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在家人的配合下机智地脱了险。
一九二八年二月，邓发又奉命回云浮老家隐蔽。他当时回云浮，也不是一件轻易的事。这时的广州，反动派到处设岗哨，搜查**人，一抓到就杀害。回云浮要乘船上西江，而当时车站、码头敌人搜查得最厉害。为了避过敌人的严厉搜查，邓发利用自己学到的“炭相”技艺，化装成画“炭相”的人，带着“炭相”的工具和自己过去画的几幅“炭相”（现有两幅存云浮烈士馆），带上一副平光眼镜，装成下乡给人画“炭相”的样子，在码头避过了敌人的严密搜查，顺利地回到了老家云浮县。在家乡隐蔽时，他还写了有关广州起义的文章，后来发表在《红sè中华》上。
一九二八年夏天，邓发奉调到香港工作，又踏上了新的征途，历任**太古船坞支部书记、**香港市委组织部长，并主持建立了**香港特科。同年秋，邓发被选为**广东省委委员兼全国总工会南方代表，其后历任**香港市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为**南方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一九三零年九月，邓发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一年，他和在地下工作中并肩战斗了多年、建立了深厚感情的陈慧清在香港幸福地结合了。
一九三零年冬，邓发调往福建任**闽粤赣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会书记，由于当时闽西与赣南尚未打通，邓发成为闽粤赣边区的最高领导人。期间，他为建立由广东通往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不遗余力。当年曾在邓发身边工作的卢伟良回忆说：“邓发同志由香港直接到了闽西永定县虎岗，担任闽粤赣省委书记。他指示我护送叶剑英同志途经香港、汕头、澄海、大埔，最后到达苏区。邓发同志十分高兴。此时，邓发同志除直接要我经常去香港联络外，又带回负责同志来，开辟了一条秘密地下交通，委任我担任大埔交通站长。”就在这一时期，身为闽西最高领导人的邓发，错误领导了反“社会民主党”事件，造成大批冤案，给**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长征就要开始了。邱会作发现国家保卫局派来的特派员表情很蹊跷，一直死死地盯着他，上厕所也一步不离。因为邱知道红军的全部实力和红军准备退出中央苏区的机密，怕他开小差，于是决定将他彻底“保密”，只要保卫局的死刑命令一到，行刑队就动手。一天黄昏，突然冲进来几个人，把邱绑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展示了邓发签署的处决手令。邱连喊冤枉，但没有用。凑巧在押解执行的路上，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人骑马迎头而来，叶季壮见状大吃一惊，立即问周恩来，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示意是按老规矩办。邱会作则死死地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邱被松了绑，跟在叶季壮马后，跑回供给部。叶季壮又给周恩来打电话，埋怨杀人连个招呼都不打。一会儿周恩来打来电话，要叶季壮和邱会作立即到他那里去。到了周那里，看见张炎和也在。邱没有进去。过了一小会儿，叶季壮和张炎和出来了。周恩来看见邱会作，握了握他的手说，决定免他一死，还要特别保护，带着一起长征。并交待，对曾想处决的事要绝对保密。一九三六年军委总供给部驻在延长永坪，邱会作任粮秣处长，同周恩来住在一个大院里，李克农、邓发等人也在一起。几个人在周恩来办公的大炕上看报聊天，一次无意中谈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之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杀掉，难道就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略有羞愧地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为邓发开脱：“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了他，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到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luàn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后来在延安，周恩来对邱提起这件事：“你当时直盯盯的眼睛望着我，给我的印象很深”
邱会作晚年完成的回忆录记载了此事。他感慨：叶季壮一个争辩，周恩来一道命令，把我的脑袋保留下来了让我多活了七十年。
据何方先生回忆，刘英生前曾经告诉他一件事，七大时，***到张闻天处征求对中委组成的意见，对刘英说，你也是三朝元老了，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说。刘英说，别人我都没意见，就是邓发不能进中委，他杀人太多。结果，邓发没有当选中央委员。一九三一年七月，邓发奉命奔赴中央苏区并成为**苏区中央局委员，担任红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处处长，负责红军的政治保卫工作。同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十九日，大会经过选举，邓发当选为临时中央政fǔ执行委员，并被任命为第一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政治保卫局的职责，是“在苏维埃境内依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之规定，在临时中央政fǔ人民委员会管辖之下，执行侦察、压制和消灭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反**的组织活动，侦探及盗匪等任务。”在保卫局成立之前，**的情报保卫工作分为苏区、白区两大系统。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归特科主管，苏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归肃反委员会主管。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之后，统管各苏区、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保卫局在**中央领导下，为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和破坏，维护秩序和稳定，捍卫红sè政权和维护国家安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白区工作部等工作部门，侦察部部长为李克农，执行部部长为洪水（越南人），白区工作部部长为潘汉年，秘书长为欧阳毅。当年只有二十五岁的邓发，运用多年的白区秘密工作的经验，以各种有效的手段训练机要、警卫干部，制定和部署反特防jiān等一项项保安措施。在邓发的努力下，苏区各省县和红军各军团、师、团陆续建立起各级政治保卫机关。国家政治保卫局实际上就是新中国公安部的前身。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在江西瑞金叶坪，公安部隆重举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旧址揭幕仪式。时任公安部长的贾chūn旺在讲话中指出，“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人民公安的雏形’。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今天公安部的前身。”红军各部队和苏区各级保卫局的负责人，有许多成为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门的元老。由于邓发的努力，红军军纪严明，作风果敢，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