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
我边吃鸡蛋挂面汤，边听四姐说着她的工作。
写材料，其实主要指领导讲话、文件编写、调查报告、典型材料等，在九十年代以后，统称公文。
其实在六十年代，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东西已被锤炼得炉火纯青。大字报、小字报、无中生有的专案组调查报告、拔苗助长的“假大空”典型材料等等。它的格式是固定的，只要填上迎合时代潮流的时髦词语就成了，类似于封建时代的“八股文”。
在九十年代，一些大学还专门开设了“公文写作”为公共课，对此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所谓百家争鸣，百舸争流！经这么一个“八股文”培训班出来的人，文章则都戴上一副千人一面的脸谱，可惜了许多年少。
但你要官场上挣扎，还必须戴上这个脸谱。否则便会被打入“另类”，连一个“好文吏”也作不上，更何谈“好官”了！前生五年县委秘书的生涯，使我对这副脸谱的应用，更是磨练得得心应手。
我把一些公社常用公文的格式、写作技巧，给四姐简单地讲述一遍，还给她举出一些例文，便于她理解。
“切记，写这些材料，不需要漂亮的词语修饰。简洁是它最大的特点。它不同于诗歌、散文、通讯，也不需艺术的夸张，和小说是不一样的。”我最后又强调了一点，“四姐，吃完饭了，你们办公室的报纸吧。”
我得把国家的政策动向了解得多一些，虽然报纸上不一定都能及时地刊载出来。但这也是当时了解全国动态的唯一渠道。电视未曾普及，全县也只有县委有一台；电台信号太差，只能收省电台一家；电脑？听都没听说过。
四姐把近期的《人民日报》、《J省日报》、《梁州报》，都给我抱到她宿舍(办公室主任权真大，连书记的《人民日报》也敢动)。拉上门，她又回办公室，写她的材料去了。
翻开七月份的报纸，7月1日、2日《人民日报》、省报头版头条，都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胜利闭幕的消息。会议通过了党中央提出的把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可是国家的一项重大举措，我急忙拿出笔摘抄一些要点。
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增选彭真等人为人大副委员长，任命陈云、薄一波、姚依林为副总理(此时叶剑英为委员长，邓小平、**等为副总理)。
老将都出马了。“四人帮”余党下台后形成的政治真空，迅被务实的老将们填补上来了。看来党中央的纠错平反工作已近尾声。
大会还提出，国民经济要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一个八字方针，对于在十年浩劫造成的国民经济近于全面瘫痪的复苏、提高，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特别是这次大会，还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一系列措施，出台了《中央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政府组织法》、《选举法》、《中外合资企业法》等七部法律。
在《组织法》、《选举法》中，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大，详细阐述了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方式。这对于恢复和加强被“文化大革命”摧毁的我国政权机构、人民当代作主的国体制度，是相当重要的。而“文革”十年靠“打、砸、抢”、“造反有理”的抢班夺权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也一去不复返了。
刑法中明确规定：保护私人所拥有的一切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它生活资料，以及依法个人，家庭所有或所用的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等生产资料。
刑法中还规定：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它权利，不受任何人、任何机关非法侵犯。严禁聚众打、砸、抢，严禁非法拘禁、诬告陷害；对以暴力或其它方法，包括用“大字报”“小字报”，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的，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看到这里，不禁替全国的老百姓，拍额相庆。
这几部法律出台的重大意义，没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是绝对领会不到的。特别是八0后、九0后的那些年些人。他们理所认为：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人身权利更是要得到先的保障，至于肖像权、言论自由权等，那也都是人权的基本保障。
看来有必要在这里，给他们补点历史知识(不敢说是补课，咱没那水平，互相切磋)。
在五、六十年代起，特别是六十年代“文革”起的十年中，**、“四人帮”一伙所造成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毫不夸张的说，中国已到了亡国的边缘：国民经济一片瘫痪，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整个被砸烂；学生不上课搞串联；工人不开工搞武斗；解放军不练兵搞支“左”；砸烂公检法，党委靠边站。老干部是走资派——下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打到；“打、砸、抢”不学无术的造反派，横行天下。农民老百姓一边种地，一边摇头：不是咱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得怪。
在这种情况下，哪有你的人权和私有财产的保护权？国家主席在任就被造反派拉出、批斗，直到死亡；多少老元帅、老将军(那可都是扛枪带兵的)，时刻提心吊胆，随时准备接受“小将”们的批斗、再教育。那都是伤筋痛骨、“触及灵魂”的再教育啊！有几位元帅、将军，就是含冤倒在了这些“教育”之下。
国家主席、元帅、将军们的命运都是如此。村里的平头老百姓，就更惨了。家里喂了点鸡、猪、羊的，咱给你“割资本主义尾巴”：抢光、杀光；沟沟畔畔种了几棵树的，砍光、烧光；你敢口出怨言，稍加反抗，不用公社的人说话，大队支书，民兵连长就有这权，一声令下：基干民兵，把他捆起来送学习班。
那时候各大队都有基干农民，出于备战需要，全都是荷枪实弹。公社、大队都有学习班，不听话的抓起来送到学习班。那可不是给你本《毛选》让你学习！一绳子先吊起来，沾水麻绳、木棍、大头鞋(所谓翻毛皮鞋)，帮你进行触及皮肉的“灵魂深入闹革命”。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就死在了这种学习班里。死个人，也没关系，通知家人来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革命，带着一颗死不改悔的花刚岩脑袋，去见他的老祖宗了。家属日后还要受到不时的牵连，替死人接受批判。当时大队支书、民兵连长，可是能掌握一个人的生死命运的。
九十年代流行一句话：别拿村干部不当干粮。要搁在当时，老百姓才是干粮，谁想吃就吃。
至于民主问题，在我国还有些历史原因：旧中国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脱胎而来。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家长作风等封建意识、伦理道德观念影响严重。长期以来不少人，把民主看作是工作作风问题。甚至看作点缀(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有不少这种现象)。以“人治”代替“法治”，把个人的意志，强加到一切法律之上，只要集中，不要民主，把整个社会搞得毫无秩序可言。
这次出台的七个法律，虽然只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律建设的开始。但标志着社会的一切，已纳入良性展轨道。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将从根本上把“人治”转向“法治”。虽然这七部法律除“中外合资法”外，均在八0年一日一日施行。
看到这里，我不禁得意忘形，哼出一当时尚不存在的歌：“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