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论什么人，摊上这八个字，政治生命就可以宣告结束了。因为自本朝开国以来，无论多大能耐，有多大背景，如果下野之后没有上台，慢慢地就会被边缘化，直到彻底完蛋，从无例外。包括那位神一样的刘伯温，包括号称百官之师的徐阁老，都没逃过这样的命运。
但经验只是对过去的总结，如果靠经验就能预测未来，未来也就算不上未来，只是对昨日不断的重复。终有一天，会有与经验不符的例外诞生，那才是真正的未来……例外，就从孙鑨这些人身上开始。
按照本朝惯例，因为为民请命而险些被皇帝害死的孙大人，毫不意外的盛名满天下。从他入狱的那一刻起，就有数不清的官员、士绅、甚至布衣百姓上疏为他鸣冤，他离京的那天，百官出城相送，大家把酒赋诗，豪迈之情激荡天际，毫无离别悲切之意，反倒像是庆祝凯旋的大会，更不在意皇帝的感受。
孙鑨一路南下，无一例外的受到所经府县的盛情招待，不仅地方官扫席以待，百姓士绅也争相出迎，甚至有人步行数百里，从临省赶过来，就为一睹这位为民做主的青天大人的英姿，然后给他鞠个躬。
孙鑨虽然已经名满天下，却毫无架子，他对每个来拜访自己的人都热情接待，无论是贫是富，是官是民，都与他们亲切交谈，以诚相待。有人问他，您与愚夫愚妇费那些口舌，能有什么用处？他微笑道；“我看每个人都是圣人。”闻者不由肃然起敬。
越往南走，他受到的欢迎也越热烈，回到南京时，那一天金陵城里万人空巷，人们都到燕子矶码头，隆重迎接他们的英雄归来。南京城的官员也是一个不落，表达对他们领袖的支持孙鑨先在南京任吏部尚书，又转任左都御史，为人素来威严自律，公正清廉，在留都百官中的威望之高，超乎想象。
耿定向、金达等一班同年，还有他弟弟孙铤，自然也在欢迎的行列。把他迎回去，孙铤家中早就备好了酒席，一班同年以及跟他一同回来的孙鑛马上就坐，待两人喝了接风酒后，众人说起今日码头壮观的场面，孙铤打趣道：“当年拙言中了六首，也没这么风光过，老哥你这牢饭吃得是值了。”
孙鑨摇头笑笑没有做声，孙鑛便符合二哥道：“大哥这一路南下，可真是风光大了。”
“怎么，羡慕了？”孙铤笑眯眯道：”其实你要是吃顿廷杖，被抬着回来，保准比大哥受欢迎。”
“多大年纪了，正经点吧。”孙鑨脸上有些挂不住，岔开话题对耿定向道：“谈谈书院的事情吧！”
“怎么，你终于肯讲学了？！”耿定向一下兴奋起来道：“加入崇正书院吧，我还是那个态度，会主一职虚席以待！”
“立峰兄能加入，我们琼林学派如虎（
www.shuxie8.com）添翼啊！”金达这个南京国子监祭酒，也兴奋的搓起手来：“你的功力深湛，与天台双剑合璧，肯定可以力压诸派，这次留都大会我是信心十足！”
国朝建立之初，太祖皇帝为了统一思想的需要，通过八股取士和颁发三部《大全》而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虽然这与朱元璋本人用武力扩张地盘一样，不过是驯服广大读书人的一种战略，但毕竟为士人阶层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最佳的土壤。
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国朝的知识阶层在政治上日趋成熟，其精英集团逐渐成为真正主宰着国家的士大夫。但与此同时，他们的**也日益失去控制，被明初二祖的吏治政策所压制的各种**现象不断滋生出来。官场的**丑恶与士大夫对权力的投机钻营，使得固守儒家道德教化的人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这些人认为，八股取士的方式不但无法使圣贤学说深入人心，反而会因读书人将儒家经义视为仕途的敲门砖，而漠视其本来的道德精义。而士人阶层的道德沦丧，又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的道德沦丧，那样华夏礼仪之邦，真的要变成禽兽之国了。为此他们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儒家经典的讲求，不能让八股文化成为读书人学习的全部内容。
于是，在文官集团成为权力者后，社会上也开始出现讲学运动。一大批大学者投身讲学，教诲众生。起先，讲学家们并没有跳出宋代理学家的窠臼。他们将挽救士人风气的希望，放在了呼吁士大夫加强品德修养上，却不敢对程朱理学有丝毫的质疑。只是将道德沦丧归咎于，读书阶层只把程朱之学当成是通过科举之门的一把钥匙，并非一种自觉的人生需要。而士风的**，正是因为广大士人缺乏对程朱之学进行自觉深入的体会。所以，他们要通过讲学运动使宋儒的性理之学真正深入人心，用“存天理，灭人欲”的旗帜来荡涤仕途和官场的**气息。
因此可以说，在阳明之前的讲学，都是对程朱理学的深入阐述和巩固，然而从其效果来看，却令人极端失望从英宗时期开始，太监王振首开宦官乱政之风，而广大文官集团不但不敢与之抗争，反而拜倒在其门下，以巩固或提高自己的地位。文官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也如火如荼，政治日益**黑暗。这使得关于从世道人心上，为现实政治寻找解释的儒者，对此前的思想学说发展特别是讲学运动进行反思和检讨，就是将现实政治归咎于世道人心，并最终归结为教化人心的经义出了问题。
因此儒者们，对此前的思想学说发展特别是讲学，进行了反思和检讨。结果使新一代的思想家得出一个结论，株守于宋代的程朱理学无助于改变世道人心。他们大胆主张对占据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进行怀疑和改造。比如白沙先生陈献章，便主张独立思考和勇于怀疑，用他的话说，即是‘贵疑’：
‘前辈谓学者贵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
在程朱理学被视为金科玉律的时代而主张贵疑，其对程朱理学的怀疑自不待言。但真正动摇并颠覆了理学根基的，是阳明先生王守仁！
其学说前以详述，不复赘言。只消知道一点，孔圣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而朱熹对此的演绎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依照理学的说法，格物致知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最基本的环节，王守仁却提出格物致知是不可行的，从根本上否定了理学的实践意义。
出于救治现实政治的思考，王守仁在格物致知之外提出了一种新思想学说，这即是人所熟知的‘致良知’。何谓良知呢？王守仁本人多次对此进行明确的论述。他说：
‘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
与前儒的故作高深不同，阳明公的意思极为简单和明白。所谓良知，即是人心中固有的、与生俱来的天理。这种良知的得到，并不需要向外去格物，而只须到内心去寻找。这种良知说的提出，从表面来看似乎是孟子‘人皆有其侧隐之心’的老调重弹，又似乎是理学家所攻击的堕于禅道，但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考察，则其根本意义仍在于攻击当时日益**堕落的广大官绅集团。
因为依照被当做官方正学的程朱理学，只有向外格物才能获得真知，这种格物致知的理论只适于广大读书阶层，只有熟读圣贤书的人才有能力去格物，去成为圣人。这等于不明确地提出了读书人最高贵、最聪明。也就为官僚集团提供了一种享有特权生活的理论支柱。
阳明心学提出良知说，实际上对官绅集团的优越感来了一个釜底抽薪既然圣人不是格物而能做成的，而良知又是人人天性中都具备的，这就抹平了官绅集团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沟壑，所有人都同样必须去寻找自己的良知，也就没有谁高贵谁低贱之分。
这种学说一经提出，就史无前例的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的拥护：它不仅吸引了几乎所有不满现实政治的读书人。还得到了迅速成长壮大，却得不到社会地位的商人阶层的鼎力支持。甚至连最广大的黎民百姓，都是这种史上最平易近人的学说的坚定拥趸。
得益于其广泛的群众基础，王阳明和他的弟子们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士绅百姓的热烈欢迎。他们孜孜不倦的讲学，积极接引后学，而且有教无类，上至官绅富商、下至贩夫走卒皆可听讲。尽管受到理学家的非议，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官员的打击，王门心学还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开来，阳明心学诞生一甲子以后，终于在学术上压倒了程朱理学，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
嘉靖七年，阳明公去世后，他的弟子们秉承师志，继续推广讲学活动。但阳明公的学术思想，并不是生平一贯的。他早年用心于朱子格物之学并因此致病；龙场顿悟后，觉早年之非，开始注重内心体悟；正德二年提出“知行合一”论，并开始讲学生涯；正德十六年，鉴于有些弟子重心悟而轻实践，在‘良知’的基础上加一‘致’字，提出‘致良知’的理论；嘉靖六年，天泉桥上与王艮等论学，又提出所谓‘四句’教法，最终在晚年达到了思想的圆熟境界。
然而他有着古往今来哲学家的通病，太强调体验与个人理解，失之于笼统抽象，更称不上体系严谨，尤其是‘四句教’等宗旨与前期思想大为不同。弟子们无规矩可循，以致于摆去束缚，流于态肆。王门后学在这样先天不足的情况下，走向了各是其论，分门别户，自为己说的境地。
钱德洪为《阳明年谱》作序中，便直言不讳道：‘师既殁，吾党学未得止，各执所闻以立教……未及一传而淆言乱众，甚为吾党忧。’正如他所言，王阳明的一传子弟便纷纷，其中最盛的四家是山阴王畿、泰州王艮、安福刘君亮、永丰聂豹，四家都建立了各自的体系，称为王学四门。到了嘉靖末年，后两家渐渐式微，前两家几乎是各占半壁江山。但依然充满了分歧与争执。
其中王畿一生为官不久，居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南都及吴、楚、闽、粤、江、浙，皆有其门下书院，年已八十犹周游不倦，东南士人莫不以其为宗盟，是为浙中学派。这一派将阳明心学演化成了先天之学，将良知看做禅宗顿悟似的内在精神的追求，不需要下功夫。体现在政治上，主张统治者应该黄老无为，尽量避免扰民，自然深受士大夫和商人的欢迎。
同样大行其道的，是王艮的泰州学派。这个学派将心学的‘心乃本体’，改革为‘身乃本体’。一字之差便把重点从思想转到了行动上。所以它讲究积极入世，强调自我，主张人人平等，肯定人欲、尊重人性……总之怎么与理学礼教对着干就怎么来。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它大行其道，凝固的社会才开始加速流动，变得光怪陆离。而且其支持者主要来自平民百姓，人数是前者无法比拟的。
但双方都有致命的缺陷。浙中学派任其自然的消极思想于救世无补。而极度讲究自我解放的泰州学派，不可避免的狂人辈出，从王艮到颜均，从李贽到何心隐，都是赤手搏龙蛇之辈，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过于偏激的思想，自然不为统治阶层所喜。其有教无类，又使得门下弟子鱼龙混杂，使社会上层人士难免避而远之。
想要救世，哪一种都靠不住。王学该何去何从，到底如何才能找到阳明公的真谛，不少学者开始谨慎地反思、修正王学，直到琼林学派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