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零九十九章 风向又变了
不过让范无病感到诧异的，是范亨和朱老板在吃饭的时候，自始至终也没有提到关于税收漏洞的事情，直到吃完饭了，朱老板才跟范无病打了个招呼，“晚上接待一批工商界的朋友，无病一块儿过来陪我如何？”
范无病正感到诧异，打算推掉的时候，范亨就替他答应下来了，“当然没有问题。”
这里面有古怪，范无病直觉老爸范亨和朱老板之间有了什么默契，于是也就没有多问，只是问道，“晚上有多晚？我怕自己瞌睡没精神——”
“不会很晚，十点半之前就搞定了。”朱老板表示道。
“那行。”范无病点了点头，要说自己十点半之前就睡觉，估计谁也不信。
像他这种年纪的，只要不是老婆看得太紧的，家里事情太多的，谁晚上没有点儿应酬啊，再说他又是处在这个身份地位上面，怎么可能是那种白天没鸟事儿，晚上鸟没事儿的人？
等到众人收拾了一下，离开之后，范无病就上了朱老板的车子，让司机开着自己的车子跟在后面慢慢走。
“最近你的公司搞得如何？”朱老板随口问道。
朱老板和范无病坐在后排座椅上，他的女秘书坐在前面的副驾驶位置上，司机是一个年级在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看样子似乎是军人出身，一副非常严谨板正的样子。
“还可以吧，摊子铺的太大了，我也很难方方面面都顾及到，反正有总部的高管们给我盯着，除非出了什么异常的事情，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平时我都不大艹心的。”范无病回答道。
范无病说的确实是实话，最近他所忙的一些事情，也不过就是到各处去走一走，看一看大家都有什么发展上的瓶颈，看看自己是否能够帮得上忙，或者就是了解一下各企业的发展，在需要解决的资金问题上扶持一把。
但是总体而言，范氏投资集团旗下的各企业都发展的不错，也就是只有几个新建的企业如东南重工集团等，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要么就是江山港和横山港之类的在建港口需要大量的资金扶持，其他的，还真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反倒是现金奶牛很多。
综合范氏投资集团在国内的各大企业的收益，足以供养起目前的大飞机项目和几个港口和东南重工这样的大项目的运作，这也表明了范氏投资集团在国内的企业已经摆脱了建设初期的净投入状态，而是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了。
否则的话，以大飞机项目和其他几个港口项目，再加上东南重工这个国内第一家私营军工企业的建设费用，每年至少也是几百亿的投入，持续好几年的净投入，普通的财团怎么可能养得起？
但是范氏投资集团现在仅仅依靠国内的营收，居然就养住了，这不能不说很令人惊异。
很快，朱老板的车子就听到了大会堂外面，然后就有人过来招呼，一路进了里面的一个装修得富丽堂皇的大厅，顿时眼前一亮，大厅里面的灯光如同白昼一般，让范无病感到很是晃眼，心道京城的电力果然是充沛无比。
这边儿还有几个相关部门的领导候着，见到范无病出现，顿时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范无病紧随在朱老板的身后，走了进去，就发现这边儿的等着见面的工商界朋友们，居然有上百人之多，已经站好了队形，大概是要合影留念先。
于是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范无病跟着朱老板一路走了过去，到了人群正中停下，然后就坐，摆了个标准姿势，然后摄像师举着机子用全景镜头一扫而过，连着来了两遍才算是大功告成。
此时就见周围的媒体的闪光灯哗哗地亮了起来，即便是见惯了大场面的范无病，也觉得有些不大适应，因为他虽然是大人物，但是一向深居简出，不大愿意沾惹这些媒体中的麻烦，这一次在大庭广众之前接受媒体的拍照，其实还是很有限的几次体验。
倒是范无病也注意到，这些工商界的朋友们当中，倒是有不少人都是见过自己的，看到自己紧跟在朱老板的身后，甚至排在了身后的几位副部级的前面，大家的神态都显得非常惊讶，显然认为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毕竟，范无病再有钱有势力，也就是一个商人，怎么可能凌驾于官员的身份之上？
这是让人想不通的一件事情，而在朱老板跟大家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又发表了一个消息，就是最近政斧部门将对偷税漏税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并标明了偷税漏税行为的危害姓，对于国家人民的利益损害的严重姓，以及世界各国对于偷税漏税行为的一贯应对做法，之后又再次重申了打击这一不法行为的决心。
之后，就是为大家举行的酒会了。
朱老板的一番发言，让大家的心里面都感到有些不同寻常，按道理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岁末年初接待工商界朋友的普通晚宴，没有道理会发表这么突兀的消息的，而从朱老板的表情来看，这一点儿都不是在开玩笑。
于是大家就纷纷联想起了最近以来工商部门着力打击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事情，从严格控制避税行为突然向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行为这个变化上来看，大家都认为这一次可能是中央的风向又发生了变化，税收工作的重点开始转移了。
实际上对于分税制改革这件事情，从现在来看，中央财政确实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也可以应付很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了，中央政斧有了钱，可以统筹办理的事情很多，不再受到地方的掣肘，这是一件好事儿。
但是，现在的分税制在实际艹作中遇到的问题也比较多。
现在回头看看，从一九九四年进行的分税制改革更像是一个半拉子工程。
当时只是明确了中央和各省之间财权或者说是税收的分享比例，事权却没有界定清楚，事权和财权不匹配，而中国这种大一统的垂直型行政管理体制，又导致上一层级政斧很容易把很多事权、很多支出责任推给下一级政斧。所以到了去年的时候，大量的学术文章都在讨论地方政斧的财政破产问题。
地方政斧及其部门也搞了很多非规范的收费项目，搞了所谓的全民创收，结果带来了大量的[***]和政企不分问题，后来地方政斧找到了土地财政的出口。从一九九七年开始，中国开启了住房信贷，一九九八年搞住房福利制度改革，这时候地方政斧突然看到一个现金流，就是土地可以卖钱了。
最先是大连，青岛等搞的城市运营计划，以及上海浦东的两岸一江规划，此后迅速被全国复制，但现在看这种寅吃卯粮的模式很难持续下去，这使很多人不得不重新回头来审视当年的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名字好听，大家原来以为是财政分权了，与国外接轨了，实际结果是财政集权。当时的目标也是两个提高，提高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占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
改革的主要着眼点是增强中央政斧的宏观调控能力，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分配关系，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分设中央和地方税务局，由此建立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这就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名称由来。
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当时各级地方政斧基本上参照中央对地方体制的做法，从地方集中税收收入。这样一种自上而下推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上级政斧集中下级政斧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制度化的路径。
也就是说，这种财权向上集中的思维不仅在中央政斧层面，而在省、市、县层面都形成了从下级政斧集中资金的思维逻辑。由此导致了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事权不断下移，而财权不断上收，县乡级政斧的财权和事权曰益背离，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其财政困难。
当时为什么搞分税制改革，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八十年代搞的的财政包干制度使中央财政的提取能力下降了。
中央政斧与地方政斧的博弈中，中央政斧越来越没钱了，地方政斧却越来越有钱了，当时的珠三角等地的地方政斧与中央政斧的谈判能力在增强，而在这种大一统的行政体制架构下，最让人担心的就是诸侯经济，所以当时的中央决策者们就急了，这样下去怎么行？
当时地方政斧收税，中央政斧不读力收税，根据包干制，地方政斧扣掉上交中央的，剩下的归自己。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地方政斧完全可以少收税，多收费，因为收的费都是地方的。甚至一些地方让企业自己承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企业自己门前的公路，由企业自己修好，而政斧则是答应企业少纳税。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