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两千一百八十六章阶级矛盾

  宗室的这一出闹剧赵祯早就知道，不光知道还看在眼里，宣德门上的城门口子里，赵祯瞧见狼狈而走的刘庠和郑自牖发出微微有些无奈。

  在无奈的同时赵祯又觉得有些可悲，大宋的宗室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了吗？

  赵祯小瞧了一些东西，在经济极为发达国朝极为稳定的情况下，贵族的堕落速度是极快的，不光是贵族，官员也开始出现堕落的趋势。

  这和后世的华夏是那么的相似，一旦国家强大了，富强了，终究会有人抵挡不住财富的诱惑。

  追求财富是人类本身的原罪，因为财富能给人带来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满足和享受，几乎可以满足人类的一切欲望，而有了财富之后，权利也会慢慢的随之而来。

  行贿受贿往往便是通过金钱的交易来实现的，宗室的堕落速度如此之快这和太祖太宗的当年定下的国策有关。

  事实上当初太祖太宗一个制定，一个强化的国策其根本就是为了花钱，虚名养着大宋的宗室和被夺了兵权的将门勋贵。

  给他们财富和爵位，让他们在大宋安安稳稳的做一个闲散富家翁，这确实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了大宋动荡的最大隐患，也使得大宋数百年的国祚时间内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地方割据与勋贵武将的叛乱。

  事实上若不是赵祯的出现改变了原本的历史，当初也不会出现赵元俨的叛乱，甚至包括赵允让当年的动荡也是赵祯一手策划，为的就是彻底让宗室失去对权利觊觎的可能。

  经过赵元俨以及赵允让事件之后，宗室果然老实了不少，不光老实了，甚至对进入权力中心非常抵触，因为他们觉得皇帝如果给他们机会，那就是要“磨刀霍霍向猪羊”。

  宗室们极为聪明的避开了进入权利中心的可能，他们不需要多少权利，只要他们拥有爵位，那就会有无数的财富和高高在上的地位。

  有了这两样东西还需要权利吗？获取权利也不过是为了获取财富和地位而已。

  在赵祯下旨改革宗室和爵位之前，所有的宗室都觉得他们天生就高人一等，拥有了别人一辈子追求都不一定能够得到的东西。

  大宋的宗室只要不是极为淡薄的血亲，都会或多或少的得到爵位，爵位或许有高有低，但终究还是有的。

  每逢年节，爵位的赏赐便会传递到宗室的手中，毕竟每年都要有一次皇帝和宗室会面的机会，即便是远在天水的宗亲也会得到赏赐的爵位，郡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与开国男的封赏从未少过。

  赵祯知道这是太祖太宗留下的隐患，宗室已经只能依靠爵位来获得财富和社会地位了，除此之外每年的宗亲贴补根本就不足以支持他们奢靡的开销。

  当人被排除权利角逐的可能时，对财富的追逐便会与日俱增。

  在此之前赵祯便听说宗室中出现坑杀仆从之事，而且不止一起，这是明目张胆的杀人，是对国法的践踏，也是对天家和宗室脸面的侮辱。

  这样的事情都会发生，可想而知欺行霸市，滥用爵位的显赫地位之事怕是也常有发生。

  大宋的律法虽然已经改进过，但贵族阶级依旧享有特殊权利，而就是这些特权让他们开始肆无忌惮起来。

  即便是宗室不和东城豪门的勋贵们联手，赵祯也打算整治一番，因为宗室和勋贵不一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天家在百姓中的形象。

  所以无论宗室是否和东城豪门结为利益集团，赵祯都要对宗室进行整顿，人数越来越多，爵位越来越多只是一个方面，大宋的国库当然能养得起他们，依照如今的大宋经济状况，甚至还能养他们百年，但赵祯却要给大宋甩掉这个包袱。

  随着社会的进步，王朝的发展，文明的突进，特权阶级将会越来越不受待见，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人民的思想也在进步，生活好了，文化的程度必然提升。

  科技越来越发达也促使一般的白皙开始进行学习，神都城的大多数百姓无论贫富都已经能够独立阅读报纸，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算是封建时代的一个奇迹。

  之所以说是奇迹，那是在封建时代文盲的比率极高，几乎十个人中便有九个人是不识字的文盲。

  否则代写书信的业务也不会那么发达，这项业务直到民国时期依旧是相当热门的营生。

  而在大宋，这项营生却不怎么好挣钱，甚至一度消失，最简单的原因便是大宋的百姓识字率开始提高，尤其是神都城，在这里便是工厂之中的做工之人也要识字，因为识字的人能比旁人多挣不少的工钱。

  知识已经逐渐变成的一种财富，再加上赵祯不断的督促兴办学校，识字的讲堂，文化的普及率便开始飙升，大宋的文治的鼎盛便在这不经意之中开始突飞猛进。

  人民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也使得阶级之间的对立开始凸显，律法是摆在那里的，只要是识字的人都能看懂，而宗室这样的贵族利用特权超脱律法的行为自然是令百姓不爽的。

  百姓与贵族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只不过在各个朝代中矛盾的凸显并不一样，在大宋之前的或者说在赵祯改革之前的时代，人们的思想依旧是按照儒家所提供的封建思想前进的，所以对贵族天生高人一等的想法理所当然。

  可现在的大宋经济腾飞，科技发达，文化更是四处开花，各种各样的学说开始复苏出现，百姓们的民智已经开启。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理所当然的“错误”终于回归了本质，错的事情就是错的，不公便是不公，律法在大宋的地位已经非常高，不光是因为赵祯这位皇帝亲自说过“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更是因为律法能够保障所有人的权利。

  而宗室的说作为所常常打破律法，因为他们爵位的身份，从轻判罚，甚至是逃脱罪名也不是没有过的。

  在这个节骨眼上，赵祯改革宗室的行为，是除了宗室和贵族阶级以外，受到天下人拥护的事情。

  于是这些宗室的哭闹得到的不是百姓的支持和同情，相反而是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