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石镇吉来说，能做一省封疆倒也算功成名就，但对石达开来说，未尝没有问鼎天下的心思，但历史上能为手下毅然挺身投降的石达开有着中国人传统的侠义情结，他也需要考虑手底下人的想法。
石达开起于贫贱，手下太平军的将领也多是如此，不得不说这些人中有不少并不具备开阔的眼界和格局，打下了江山，自然是要享受的，这是很多人的想法，也是太平军定都天京以后很快腐化堕落的根源，当石达开在昆明停下步伐时，石部也不可避免面临同样的情况。
虽然以石达开的能力，一批批青年将领的涌现保证了军中的活力，但与过去相比，还是缺少了许多创业的坚韧和决心。
石部的很多将领都不想再打仗，但他们也不能接受华夏的选举制，因为这意味着特权的取消，按照华夏的做法，当官还有什么意思？
在洪秀全大肆封王的过程中，名义上并未脱离天国，实质却相对独立的石部部将也有很多被授予了王爵，他们希望能在自己的封地去享受荣华富贵。
因此，当石达开和手下将领商量华夏联盟的时候，进行得并不顺利，最后只能暂且搁置。
相比较之下，原本预计可能会有很大阻力的湘淮，议政制度的推行却没有遇到多大的困难。李鸿章舀出的江北新政方案与湖南类似，都是强调士大夫执政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两省新政规定，必须是通过院试，考上生员的读书人才有资格参与议政选举，即投票和成为候选人。
院试介于府试与一省乡试之间，这个门槛实在不算低了，当然也有例外。
其中的例外是不同品级官员的后代，相应也会有一些权利。这充分体现了封建世袭制的影响。
根据这个规定，如果是一省布政使，其嫡子可拥有和进士一样的选举权。并后延三代，也就是嫡子、嫡孙、嫡重孙，分别对应进士、举人、生员。
如果是府道一级官员。其嫡子拥有与举人同等的权利，并可惠及两代，其嫡孙地权利与生员相同。
州县一级官员，仅其嫡子可拥有与生员同等的选举权。
这里的嫡子嫡孙，是指官员后代仅一人可以父荫享受选举权，时间在其成年以后，但是必须要上过学堂……
叶枫看了这条制度，倒是没有提出反对，虽然这是**裸地特权，不过这种继承制度本身就是传统。何况李鸿章他们的考虑也很周到，将继承权限定在一人，并且逐代削去，这既能让长辈为子孙而努力奋斗。同样也考虑到官员后代的成长问题，不是简单地世袭制。
何况选举权以后肯定是会越来越大众化的，叶枫当然不会在这个时候去压缩选民，这些人虽然暂时可享受一些特权。但未必能享受多长时间。
湖南、江北两省的新政出台以后，可以说受到读书人的热烈欢迎，中国的读书人都有忧国忧民的情怀，特别是那些能通过院试的生员，既然参加了科举，就是想要从政，将所学报与帝王家。但是相比院试。乡试往往是难以跨越的关隘，而只有通过乡试成为举人。才算是真正加入到这个国家的官僚体系当中。
如今只要是生员，就可以投票，如果生员讲学、幕僚或者为吏等三年以上，则可以参加县孝廉选举；为县孝廉三年以上，就可以去参选府贤良、知县；再为贤良或在知县任上六年，又可参选省国士、知府；为国士、知府九年以后，甚至可以参选省布政使，这也就意味着，即便他们不能通过乡试，同样能够进入官僚体系，所需要的不过是一步一步走下去地资历而已。
对于举人、进士来说，他们可以直接参加孝廉、贤良和知县的选举，如果从事讲学、幕僚或为吏，更能直接参选贤良和知县、知府与国士的选举，起点优势明显，虽然有些不满，却也能接受。
在晚清，捐官大行其道，而全国的官位僧多粥少，虽然会试中式地进士一般都会有官做，毕竟是全国考试选拔出来的精英，但是大部分举人，名义上也可以做官的这些人，实质上大部分是做不了官，除非他们能考上进士。
然而考进士是每三年从全国选拔出几十个人，除了江浙两湖等少数地方，一个府甚至一个省出了一个进士都是了不得的事情，虽然这么多年下来可能有累积，但在江北这些府县，一个地方地进士也就是屈指可数，这些人可以直接从知县或者贤良做起，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确定无疑的事情。
而且这只是对刚刚中进士的人来说的，事实上最晚的也是上一届会试中的进士，中了进士的肯定会出来做官，所以大家身上差不多都有这三年地资历，也就可以直接去做知府和国士，这已经差不多是行省最具实权，最高层地官职了。
正是因为这样，湖南江北两省的议政计划并没有遇到太大地阻力，即便有一两个顽固份子认为这不合礼法，也说不出太多的东西，很快被更多志存高远的读书人给骂了回去。
新政的好处很明显，那就是更多的读书人有机会参与到国家行政中去，而天下的读书人何止万千，真正能做官的又何其的少，他们当然愿意接受这样的好事。
当然，即便读书人不反对，这个新政还是会有反对者，两省的乡绅就有些不满，认为自己在这个方案中没有地位，另外就是逐渐兴起的商人，这也体现了这个方案的缺点，那就是太过于生硬，结果在乡绅和商人的联合反对之下，李鸿章和曾国藩终于舀出了一套修正方案。
这个方案增加了乡绅议政的环节，也就是在孝廉选举之前，先选出乡绅，一方面乡绅可以协调管理乡间的事务，另外选出的乡绅可以有与生员同样的选举权利。
虽然说生员只有投票权，但乡绅们只要是对当地农事、教化等做出贡献的，很容易混到三年的资历，因而在一开始就可能有参选孝廉的资格，所以这个方案虽然不能让他们非常满意，倒也能接受，反对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
只有在原江北的一些地方，海州、徐州都抢在李鸿章表态前宣布了自己的议政方案，因而在江北行政统一的谈判中，李鸿章不得不承诺不改变这两个地方的议政制度，因而海州和徐州的议政范围远比两省的方案广泛，特别是工商业者的地位大大提高，更接近于上海道的做法。
议政的推行还要按部就班，但曾国藩、李鸿章的正式表态无疑吹响了清王朝最后的挽歌，虽然两省都没有宣布与清廷决裂，只是表示要在两省推行新政，但天下人都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僧格林沁在河南的失败让清廷失去了手中最后一支在关内的大规模机动力量，虽然满蒙还在向关内增兵，以保卫直隶，但是已经有人提出要迁都，回到盛京，重整旗鼓。
不过东北的俄国人也在趁火打劫，他们占领了黑龙江，并且在继续向吉林、盛京渗透，俄国人还向清廷表示，他们愿意提供帮助，但实际上，在远东兵力单薄的俄国人，根本没有实力入关作战的能力。
在清廷内部也分作两派，一派是以恭亲王奕为首，认为退回东北不妥，特别是俄国人在那边虎视眈眈，很可能成为他们的傀儡；倒不如结好英法，以牵制南方的汉族叛军。
另一派的头目却是奕曾经的盟友，慈禧慈安两宫太后，这两个女人垂帘听政，本想过过大权在握的瘾，却遇上大清朝到处漏风的时候，自从坐上这个位置以后，权力欲极大的慈禧就没好好睡过一觉，直把叶枫骂得体无完肤，如今又算上了曾国藩和李鸿章。
这两个女人为首，包括许多满族大官都以为关内不可守，英法和华夏是狼狈为奸，现在只有回到关外据守，求得俄国人的支持，以图东山再起。
作为如今清朝最大的统兵官，驻守泰安、济南的胜保却也是后一种选择的支持者，虽然对面的华夏军进攻并不积极，但济宁之战，以及僧格林沁几万马队数日间分崩离析的事实，还是让他胆颤心惊，几乎每日都要上奏章，陈述山东不可守、关内不可守的理由。
胜保不知道的是，就在他想着抛弃山东防线，退回东北的时候，他对面的敌人也将目光放到了东北，而在渤海湾的对面，华夏军早就建好了一个基地。<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