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道义之争 第一章 打打停停
磁悬浮轿车驶过长安街的时候，绚丽的霓虹灯光透过单向玻璃照射进来，让裴承毅产生了一种光怪陆离的感觉。从24小时向游人开放的西苑公园外经过的时候，一股莫名的冲动从裴承毅的心底冒了出来。
恍然回首，裴承毅才发现，8年时光如同弹指挥间，刹那间一切都成为了过去时。
在中东战争中复出之后，裴承毅没能成为签署停战协议的联合指挥官。2041年底，按照李存勋的安排，裴承毅将前线司令官的位置让给了袁晨皓，带着一个还算圆满的结果回到共和国首都。次年年初，裴承毅的人事关系由总参谋部转到了国防部。虽然裴承毅并没因此成为国防部官员，但是谁都知道这是他成为国防部长的前奏。也就在这一年的上半年，发生很多的事情。
首先是共和国与美国主导的“库尔德与叙以冲突一揽子停战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在双方均做出让步的情况下，在最为关键的两个问题，即库尔德人自治与叙以停火线的划分上达成了共识。针对前一个问题，在共和国答应在停火协议正式生效后的10年之内不支持库尔德人独立建国之后，美国当局统一以接纳土耳其当局主要领导人政治避难的方式，通过全民大选重新组建土耳其的中央政权。针对后一个问题，在美国承认叙利亚拥有戈兰高地与美以联军占领区的主权，以及阻止以色列在戈兰高地之外的占领区修建犹太人移民点之后，共和国接受了以实际控制线为停火线的提议，并且答应单方面向后撤军5千米，建立军事停火隔离区。
可以说，这是持续了快1年的停火谈判中取得的最为重大的进步。
当然，停火谈判并没因此而收获成果。
实事求是的说，除了这两个问题，制约停火谈判的问题还有很多，而且起到决定性的重大问题也有很多。比如在库尔德人问题上，共和国一直不肯在“边境管理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即模糊库尔德人问题，甚至在谈判期间通过两伊政府鼓动伊朗与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涌入占领区。更重要的是，共和国一直没在“占领区民族过程问题”上做出答复，也有正式保证占领区内的土耳其人享有平等待遇，只是含糊其词的表示会遵守人道主义原则，从而造成了大量土耳其人逃离占领区。同样的，在南方占领区的相似问题上，美国当局也不肯做出太多的保证，比如阻止以色列军队驱逐占领区内的叙利亚人，以及通过占领区向黎巴嫩渗透等等。
以当时的情况，没人相信双方能在2042年签署停战协议。
万幸的是，双方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战状态。
虽然在谈判遇到困难的时候，双方都会采取军事行动，特别是在某一方希望在谈判桌上获得某个成果的时候，更会在战场上向对手施压。可以说，停战谈判开始之后，两条战线上的战斗就没有停止过，1年多下来，大大小小的战役与战斗打不了下100场。但是从整体局势来看，双方均无大打的意图，而且每次军事行动均有明确的外交目的，也就很容易被对方识破。比如在2041年底，因为裴承毅即将离任，所以美军想借此机会在北方战线上取得突破，发起了代号“风雹”的进攻行动，重点攻打马拉蒂亚，结果与共和队在该地区激战近1个月，双方均有上千名官兵阵亡。又比如在2042年初，袁晨皓为了改善与苏劲辉的关系，批准了由苏劲辉策划的代号为“雷霆”的突出部进攻行动，出动了2个战斗单位的近4万官兵，以及叙利亚国防军的3个师的5万官兵，围攻由美以联军控制的伊兹拉镇，在前后总共11天的战斗中，歼敌近3000人，取得了2042年的开门红。也就在双方相互妥协的时候，为了让对方做出最大限度的让步，双方几乎同时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发起了以火力打击为主的战役行动，在短短数天之内消耗了数十万吨弹药。不管怎么说，这些军事行动的目的都非常有限，而且往往在达到目的之前就会结束，不会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扩大军事行动的规模。
这种打打停停的方式既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是，双方的政府不需要立即向民众解释为什么没有取得全部的胜利。坏处是，巨大的战争消耗让双方政府都吃不消。
事实上，到2041年底的时候，双方在中东战场上已经开始拼消耗了。
虽然战线没有因为长期的交战行动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在久拖不决的谈判中，双方的战争消耗都非常惊人。
根据美国国防部在2042年中期提交的2041财年度战争经费开支报告，在总共17万亿美元的战争开支中，大约有11万亿花在了大规模战役结束之后的局部冲突中，其中又以谈判期间的军事冲突为主。也就是说，打打停停的战斗消耗了大约65%的战争经费，远远超过了正面战斗。
毫无疑问，共和国的战争开支也非常惊人。
根据2042年底发布的2041财年度国防开支蓝比书中公布的相关信息，共和国中央政府在当年的战争开支高达50万亿元，其中在2041年8月3日之前支出的仅仅只有20万亿元，其余30万亿元均是在停战谈判开始之后支出的。也就是说，停战谈判期间的战争开支也超过了正面战斗的开始。而按照共和国中央政府在2042年7月提交的新财年度政府主要预算中提到的数据，该财年度的预计战争费用高达40万亿元，而在正常情况下，实际开支至少会超出25%。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极为惊人的战争开支，让双方的战争热情迅速降温。
相对而言，巨大的人员伤亡更加令人触目惊心。
根据美国政府在2041年底公布的相关数据，正式停战谈判之前的军人伤亡与失踪人数为71826人，其中阵亡官兵14642人{海军6742人}、伤残52183人{海军4788人}、失踪5001人{海军3874人}，扣除海军与空军的阵亡与失踪官兵之后，美国陆军在地面战争中的阵亡与失踪官兵仅有8000人左右。实事求是的说，在与共和队交战中，这点阵亡人数根本不算多。从停战谈判开始，到2042年中期，也就是将近1年的时间内，美国陆军在零星战斗中的伤亡与失踪官兵竟然超过了3万人，其中阵亡与失踪官兵大约12000人，远远超过了前期主要战役阶段。
与美军相比，共和队的伤亡数字要小一点，但是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前期大规模作战行动中，共和国陆军仅阵亡与失踪5000余人，而在停战后的近1年内阵亡的官兵超过了8000人。虽然在一场持续1年、而且与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的战争中阵亡13000余名官兵不算太多，但是从共和国在2015年之后经历的多次大规模战争来看，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印度战争，仅此于半岛战争。更重要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共和国应该卷入中东地区的纷争，也就不是所有公民都支持政府的战争决策。对于已经富裕、一心只想保护自己的幸福生活的共和国公民来说，很难接受如此巨大的战争伤亡。
不可否认，巨大的战争伤亡，让交战双方都得面临强大的国内反战压力。
在2041年底，也就是停战谈判几近破裂，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美国与共和国国内先后爆发了规模浩大的反战示威游行。在2041年12月1日到24日期间，数千万美国人走上街头，要求美国政府从中东地区撤军，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中东争端。在同一时期内，共和国国内也发生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战示威游行，全国数十个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公民以静坐等方式反对政府的战争行为。
相对而言，共和国国内的反战示威游行更值得关注。
根据记者调查，在共和国国内的反战示威游行中，参与者的年纪多在20岁到40岁之间，也就是说，多数示威者都是在21世纪出生的新一代公民。正是这些人的积极支持，推动了共和国的政治改革，为共和国建立起民主政治体制打下了基础。也正是这些人，利用政治改革的成果，开始影响政府的决策，改变了共和国的前进方向。
当然，归根结底，共和国国内的反战示威游行与所进行的战争有很大的关系。
虽然按照部分西方新闻媒体的报道，共和国民众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战示威游行，是在反对政府穷兵黩武的对外政策，是爱好和平的直接体现，但是明白人都知道，共和国民众反对的不是政府的政策，而是不希望在一场与共和国没有太大关系，至少没有太多直接关系的战争中牺牲共和国的军人，降低共和国民众的生活品质。要知道，就在几年前，共和队横扫整个南亚次大陆，将1个拥有17亿人口的国家变成战场的时候，因为这场战争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共和国的老百姓，所以并没有多少共和国公民站出来反对政府的战争行径，更没人出来进行反战示威游行。
这种为了自身生存与发展而产生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在某些时候并不完全是坏事。
王元庆在2039年参加中山大学115周年校庆时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演讲，其中就提到，在漫长的民族复兴道路上，中华儿女必须胸怀匡扶天下的雄心壮志，但是在走向世界之前，每一个炎黄子孙首先要明白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只有在发展壮大之后，中华民族才有能力去领导世界、影响世界与改变世界。
这番话的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在复兴的过程中，必须利用民族主义思想。
实际上，从1840年到2015年，中华民族用了175年的时间，搞清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只能依靠中华儿女，绝不能、也绝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其他国家与民族身上。
对于每一个中华儿女来说，都应该记住这一点。
正是如此，在停战谈判中，虽然顾卫民一直主张见好就收，不要逼人太甚，但是在几个关键问题上，顾卫民也全力支持以李存勋为首的鹰派，即绝不在谈判桌上输掉已经取得的战争成果。
这种软硬结合的态度，让停战谈判变得扑朔迷离。
在2042年初，即共和国与美国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取得共识之后，就有人认为，停战谈判很快就能取得成果。问题是，到2042年中期，随着双方在另外几个关键问题上谈崩，战火再次点燃，停战谈判差点前功尽弃。
2042年7月底，以共和国为首的联合军与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军在土耳其的卡赫拉曼马拉什地区展开激战。根据当时的情况，联盟军想解除对方对卡赫拉曼马拉什的包围，联合军则想扩大突出部的范围，将战线向北推进几十千米。虽然从军事上讲，双方在卡赫拉曼马拉什周围的小范围交战行动除了制造更大的伤亡与损失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但是从政治上讲，双方都因为这场战役回到停战谈判上来。也就是说，双方都希望借此让对方在谈判中做出重大让步，结果均没有达到目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袁晨皓被调离南亚战区，由凌云霄出任南亚战区司令官，而联合司令官则由苏劲辉担任。按照顾卫民的安排，袁晨皓返回总参谋部，顶替即将退役的曲茂康上将，出任后勤装备处处长。
正是如此，袁晨皓也没能成为签署停战协议的联合司令官。
当然，对袁晨皓来说，这一调动是他迈向总参谋长宝座的关键一步。
虽然在此之前，彭茂邦、项铤辉与林啸雷等3任总参谋长都没有担任过总参谋部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但是按照第三次军事改革的指导方针，要想成为总参谋长，不但需要在基层部队服役10年以上，还得至少2个总参谋部的主要部门中任职，而且至少得在其中1个部门处长的位置上干5年。正是如此，在袁晨皓返回总参谋部之前，空军中将苏兢业就被安排到了作战处处长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在5年之后，随着林啸雷退役，苏兢业很有可能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当上总参谋长的空军上将。当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到时候袁晨皓很有可能晋升为陆军上将，并且出任作战处处长。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袁晨皓期盼已久的调动。
只是让他有点想不明白的是，在他离开南亚战区之后，总参谋部将原本由他一个人担任的两个职务分配给了2个人，即由凌云霄出任战区司令，由苏劲辉出任联合司令。回到总参谋部之后，袁晨皓才搞清楚，苏兢业是苏劲辉的堂兄！
也就是说，由苏劲辉出任联合司令，肯定是苏兢业努力的结果。
万幸的是，林啸雷顶住了压力，或者说是唐应龙与曲茂康顶住了压力，不然不可能把凌云霄推到战区司令官的位置上去。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番人事调动对南亚战区的影响非常大。
因为罗少鹏与凌云霄长期不和，所以在凌云霄出任战区司令前，罗少鹏就与第四战斗单位的杜子岐调换了位置，转投西太平洋战区。更重要的是，因为凌云霄是个不折不扣的陆军将领，所以在由他出任战区司令官的时候，不得不提高梅乐驰、张雪峰、汤成龙与向志勇等空军、海军、陆战队与天军将领的地位，导致陆军在南亚战区的影响力，特别是在重大事务上的影响力急剧降低。
总而言之，袁晨皓能在2042年换届选举的时候回到总参谋部，绝对是一笔政治交易。
从这笔交易中获益的不仅有袁晨皓，还有即将出任国防部长的裴承毅。
外界并不知道，这一系列人事变动的幕后操作者就是即将离开军情局的李存勋。按照裴承毅的了解，李存勋冒着丢掉南亚战区的危险把袁晨皓调回总参谋部，就是要在总参谋部给裴承毅安排一个支承点。受中东战争影响，从2042年开始，共和国的国防开支肯定会进入萎缩期，至少不会像以往那样以每年将近7%的速度增长{从2030年到2039年，共和国的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只有7%}。也就是说，装备审批将更加严格，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斗争将更加激烈。在裴承毅出任国防部长的时候，如果能够得到总参谋部后勤装备处处长的支持，很多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
可以说，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安排，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安排。